银行的大厅里暖气很足，却让我感到背后不时一阵寒意。柜员把存折递给我，再次念了一遍上面的数字，我头脑中却只想着张桂娟侧过头去，肩膀微微颤抖。阳光透过玻璃门洒入，照在柜台上的存折上，薄薄一张，散发着微暗的红色光泽。我们静静地站了大约一分钟，谁也没有开口。最终，还是张桂娟伸出手拿起存折，放进布包里，低声说：“走。”我跟在她后面，脚步沉重，仿佛踩在了棉花上。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努力，换来的只是一纸存折。门外的风迎面吹来，带着初春的清凉，我的鼻子一阵发酸，不由得抬头望天。

回到二十多年前，改革的那一年是2004年。厂里召开了动员大会，通知社保将不再由厂里管理，需个人自主缴纳。散会后，周家康拉着我到一旁，压低声音说：“老董，这事可不能急着签，万一交了钱拿不回来，等到退休时找谁哭去？”我抽出香烟，沉默无语。周家康接着说：“你没听说吗？南方有几个工厂改革到一半，钱交了，退休时却说年限不够，拖了好几年。我们这种干活的，得把钱揣在自己口袋里，才心里踏实。”我深吸一口烟，慢慢吐出，心里已经有了不安的种子。

那晚，回到家中，张桂娟端来了一条鱼，筷子都没拿，就掏出一张纸：“志远被省城大学录取了，一年学费加住宿费八千。”我愣住了。我们两口子加起来每月收入也就三千二，扣除吃喝拉撒，勉强能存三千，八千的学费让我觉得无比沉重。我放了一筷子鱼头到嘴里，吞咽几下说：“不够就借，想方设法也得供。”张桂娟放下筷子，盯着我看：“你就这么有把握？我们的存款你还不知道？社保的事你到底想好了没？”这是她第二次提到社保，厂里的宣传单贴在厨房门后，内容写着每月需要缴费的金额和退休金的信息。张桂娟说：“一个月六百，两个人一起，咬咬牙也能出来。交上总有个保障。”而我则纠结于学费和社保之比，不愿意在这方面花费更多。

“万一出事了，等于这份付出都没有了。”我的坚持让她生气了，她冲我大喊：“你不信国家，那你信什么？”我被激怒了，扬声回应：“我信我自己！我手里的钱谁也别想动！”张桂娟愤怒地走开，关门声震耳欲聋。那晚，我们背对背躺着，谁也不曾碰触，也无法入眠。她那句“别指望国家养老”像刀子般刺入我的心，这让我深感受伤。

第二天中午，我趁着午休去厂委办，年轻的工作人员见我进来，笑着询问是否已经考虑缴纳社保。我掏出一包烟，重重地放在桌上：“撤掉社保的单子。”工作人员的笑容瞬间消失：“这可是关乎你未来的事情。”我坚定地说：“我自身的养老，我自己可以掌控。”

当天晚上，我特别去买了一个军用罐头的铁盒，把罐头洗净，擦干，准备好作为存钱的地方。张桂娟下班后看到这个铁盒，虽然没说什么，默默地进了厨房。我听到她剁菜的声音，重重的刀落在砧板上，像是在敲打我的心田。彼时，我们都没意识到，这赌气的决定会持续二十多年。

头几个月的日子最难熬，张桂娟的工资和我的总共三千二，而每月各存一千五，剩下的两百得花在吃饭和水电费上，这点钱根本不够用。第一个月的最后，我剩下的钱只有几块，眼前的白菜豆腐让我开始慌张。张桂娟并没有抱怨，隔天她忙到比往常晚了快两个小时才回家。问起她的去向，她告诉我去市场帮朋友，体力工作一个月能赚三百。我看到她艰辛的样子，却还是不愿意低下头去开口。第二个月发工资时，我还是把钱投入到铁盒里。晚餐时，张桂娟从包里掏出一沓皱巴巴的钱，一张张数清。